• 《商丘古城申遗研究》序
• 日期：2022-08-05   点击：次   字体：[ 大 中 小 ]

《商丘古城申遗研究》封面。

李喜民、陈道山等六位学者致力于商丘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和现代性转换研究，多年来孜孜以求，以长期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充分吸收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基础研究的成果，在《世界遗产公约》的遗产价值体系框架下，结合中国实际，于近期完成了商丘古城申报世界遗产的“前置研究报告”，为商丘古城申遗打下最坚实的学术基础，也为推进相关申遗工作迈出关键一步。

《商丘古城申遗研究》为三篇，共7章，即基础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篇——商丘古城的文化特质与遗产价值和对策篇——商丘古城申遗研究，加上导论和结语，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基础篇中，既有世界遗产理论背景的论述，又有古代城市（城址）遗产的专论以及古城类世界遗产案例的深度分析。探索篇是全书的重点，系统阐述商丘古城作为“遗产本体”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时间和空间范围与边界、遗产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内涵，也就是本著作所说的商丘古城的文化特质。以此为基础，本篇使用两章来系统挖掘并分析商丘古城有哪些历史文化资源，从纵、横不同角度阐明商丘古城所具有的世界遗产价值的内涵，其核心就是科学阐述商丘古城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唯一性价值和突出的普遍性价值。接下来，陈述申遗对策和行动方略，即商丘古城申遗的路径分析与选择策略、当前以及未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等，为决策部门如何在机遇和挑战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以商丘古城申遗为主题的本研究，第一篇就是国际视野（或全球文明史视野），第二篇是商丘故事（商丘古城的遗产叙事），第三篇就是行动方案（有了方案文本，后续才能制定规划落地的图纸）。三篇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申报世界遗产和维持世界遗产地位，既是一项难度极大的专业性工作，更是一项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从列入我国的预备名单，到正式提交世界遗产大会，至少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即便提交到世界遗产大会，也还会出现“延迟”或“否决”的情况，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除了遗产本身的工作外，还涉及到城市总体环境提升、遗产街区整治、居民搬迁以及展示利用等方面工作，而且这些更基础性的工作，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对许多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一旦确定申报世界遗产，一定要从长计议，统筹谋划，系统联动，久久为功。

自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实施以来，迄今已经50年了，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国虽然加入公约的时间较晚（1985年），但后来居上，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遗产大国。除了世界遗产公约中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以及双料遗产外，我们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遗产、记忆遗产等领域，都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绩。全国范围的遗产申报体系、管理体系和工作模式基本建立起来了，遗产相关的诸学科已经成熟，人才队伍体系也得以建立。因此，在当前情况下，提出“申遗任务”的确面临巨大竞争机会。

从人类文明和世界遗产的高度来进行价值阐述，既要立足以我为主，更要建立全球比较视野，从“人类文明整体性”的高度，加以总结、归纳与提升。

大约30年前，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曾致力于“商丘寻商”的考古学探索。他带领一个跨学科的国际团队来到豫东，用考古手铲和科学仪器，重塑商代文明之源。那个时候，俞伟超、徐苹芳等都极力劝止，历史上黄河数次泛滥，开封、商丘如今的地层为厚厚的黄土覆盖，考古工作难度甚大。那个时候，张光直先生已经被查出患有帕金森，他深知自己可以健康工作的时间不会太多，他把商丘考古看作自己学术生涯的最后一站，因此在他的心目中商丘在早期文明中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当然，这项工作的最终成果并没有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巨大，而的确如俞、徐二位先生的估计，难度太大。

本著作提出的商丘古城申遗，主要依据的是明代“归德府城”，时间上溯至商代（或更早），下延至清代，提出了一个类似“城市连续体”的概念。这个在以往的古城申遗中还不曾有过的。本研究尝试使用“文化集群”概念来建立阐释世界遗产价值的新逻辑，是一种有益尝试，但要获得普遍性认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文化都是互动杂糅的结果，人类学家曾使用“文化丛（结）”来概括和描述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复杂存在，诸多面相之间综合作用，和这里的“文化集群”异曲同工。遗产领域鼓励创新，如线性遗产就是借用“遗产廊道”等提出来的，如今大运河申遗、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等，都是借用这些新概念，形成了对遗产的新解释。

以个人浅见，商丘古城的申遗最能够落实的“主体部分”是明代归德府城（墙），其重要性并不足够。这是1996年才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后期古城”，且在全国的古城系列文物保护单位中，其在行政区划上的级别、完整性和保存程度，并不突出。或者说，本著作的研究结论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提升。因此，许多重要的支撑材料还需要考古学家们持续深入地开展工作，需要挖到“最坚实的实证材料”，最好尽快以“申遗”为考古学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发掘工作，把张光直先生等已经开创的豫东考古学新路，发扬光大。

申遗不仅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工作，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服务任务。遗产价值的挖掘、归纳、提升与认定，要以坚实的长期学术积累为依据，更需要创新和创造性的转化工作。

这些年来，因为学术和工作上的关系，我与道山有深厚之谊，知道他对于家乡商丘的深深情感。犹记得，多年前在论证“商丘是中国旅游发源地”的时候，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废寝忘食，反复考证，甚至不惜和一些权威论辩，其情其景历历在目。但，在终获成功之后，他不争功不表功，已悄悄开始了下一个任务，选定“商丘古城申遗”作为自己的新的学术目标了。这本著作是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从2015年立项，至今已经七年过去了。其间，疫情带来了种种不便和困扰，喜民和道山为课题有效开展，特别是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有所突破，一定经历了更多废寝忘食的日日夜夜。

这本著作的出版已经在向世界宣告：商丘古城申遗已经就此起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美好的日子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