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庄解放前叫“官仓”,是隋唐大运河漕运最兴旺时期的官办粮食仓库,解放后核地名时,把“官仓村”误核成了“关仓村”。“官仓”门口有“官路”,顾名思义就是官方所修建、运营的路,官路的前身据说是隋唐大运河的河堤。
我的童年算是沾着家门口官仓、官路的“官运”的长大的,算是特别有“官”运。在人生的百年又长又短的生活旅途中,很自豪出了家门口仅仅100米远的“官路”,竟然是由隋唐时代古运河河道中“秦砖汉瓦”铺成。
家门口的隋唐大运河“会亭驿”段东段有个古地名叫六里饭棚,六里就是指距离“会亭驿”六里地的地方,解放前就属于官仓村管辖范围,现在仍是会亭镇关仓村所辖自然村。听老人讲,官仓是隋唐时期漕运时代的州郡级大仓库。有官方仓库就有饮食需求,民以食为天,于是,官仓村辖区的三公里长度隋唐古运河河道的大堤就有了一个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地名“六里饭棚”。很荣幸,我的爷爷张士俊,就是曾经的“六里饭棚红花烧鸡”作坊主。
我17岁时担任了关仓村村委会副主任、团支部书记兼自然村生产队长,从那时起,算是担负起关仓村所属的“官路、官仓、六里饭棚红花烧鸡”历史的探秘责任。
2006年,我顺路寻访一位曾经在关仓村(实为官仓村)生活了三年的上海籍上山下乡青年,村里人喊他老华。我们在小酒馆里又聊到他的三年关仓村付阁生产队知青生活最难忘掉记忆时,上海长大的知青老华竟然随口一句诗词:“满眼唐风关不住,六里饭棚烧鸡香。”我赶紧问:“这句诗词从哪得来?”他说:“上山下乡的日子缺油少面,又是‘深挖洞、广积粮’的繁重农业劳动,日子是特别苦的。在当知青第二年探亲时,也是馋急了,就托了当时的大队支部副书记付永法找到一位曾经在大运河官路上的六里饭棚卖过烧鸡的张士俊老先生,给加工了六只烧鸡解解馋。”我说:“当年给您加工六支烧鸡的张士俊老先生,就是我爷爷啊。”老华哈哈大笑了,捋了一下嘴巴,咋吧咋吧嘴:“你家的烧鸡,那是真香!如今,在城市到哪也找不到那么好吃的烧鸡啦。”临告别时我说:“今年我四十,再过二十年,等我退休了,把土鸡养起来,把老工艺拾起来,欢迎再来官仓、官路、六里饭棚啃烧鸡。”
我老家住在隋唐大运河古河岸河南省商丘市到安徽省宿州市的“官路”旁100米的地方,我们行政村的村名叫“官仓”村(解放初期被误记为关仓村,历史上,官仓村没有一家姓关的),自然村村名叫付阁村(阁楼的阁,被误登为付各村)。
六里饭棚的兴衰史,与祖辈有着太多农耕时代的苦难故事。1975年前后,当时家门口的官路要大修、加宽成砖渣路,上级要求每户出一台架子车拉废砖瓦垫路基,我的爷爷见我架子车装上两块巨大、古老的锚船石,上来就是一棍子给我,训斥我说:“这可是大运河的上千年历史沉船石,煮烧鸡时压烧鸡锅都不舍得用,不允许建房与建设使用,要当家神供养。”
我在外闯荡的几十年来,每当回乡路过家门口的六里饭棚,总会不由自主历史穿越,去遐想上百年前我家杂货铺的场景,去猜想我爷爷与我父亲各自在兵荒马乱时代与严打“投机倒把”时代的经商艰险。我经常自问自答一个固定问题:“自己的命是最苦的吗?不是,至少,很荣幸能够在1500年历史铺就的隋唐大运河官路边上长大,能够踩着隋唐历史的秦砖汉瓦劳动耕作。”
没有文化,儿时那件穿了几年才能更换的碱花白粗布棉袄上,也能熏画出一些文化味道了。的确,出访、游学过四十来个国家的我,能够随口向国外友人“喷几句”中华文明的“中餐、中医、中文”,偶尔语惊外邦友人,要感谢陪我长大的老牛屋与官路。
如今家门口的官路、大运河古河道,已经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我家离以堤带路的古运河上的官路,只有100米,我家的承包田正是运河古河道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千年来农耕时代,家离“官路”近,好处是能够获得大量远方的商业信息与科技知识,能够有条件结交远方的客商朋友和官人。
家离“官路”近,要说唯一的不好,我的祖宗做梦也没有想到家门口的官路,后来曾是日本侵略中国,进攻商丘、开封、汉口、西安的重要军事通道。家门的官路是苏鲁豫皖四省的重要东西交通要道,留下了太多的奇闻趣事。我听到门口官路的故事要远远大于一千多年前繁荣的官仓故事,或是时间过于久远了的原因。
苦与甜总是相伴而生,很不幸,我的家庭父辈属于先甜后苦,而不是先苦后甜。我的爷爷张士俊能够把食品加工与销售做到徐州、宿州一带,也是得益于门口的官路。爷爷张士俊曾经是民国时代家乡夏邑县的著名食品作坊主,算是当地的乡村富商家。因解放前几十年间兵荒马乱,爷爷偷偷在宅子附近埋下了不少的“袁大头”银元。支援农村水利工程患病的我的英雄父亲,正是得益于这些“地下”银元能有条件求医治疗。王引河治河工程结束一年后,父亲由急性重症肾病转为慢性多发性肾病、肝病,不得不放弃在郑州的优厚工作条件与待遇,留在乡下边治疗、边务农。遗憾的是,父亲的病始终没有治好,我们家也是没有了回城机会,父亲的生命最终定格在54岁。
我今天的一点点商业智慧,受益于官路故事或许大于学校所学。我自小身体不强健,两岁时开始多病,在五岁时搬进了暖和的旧牛屋后,反而身体强壮了。算算时间,我与牛马同室又同屋共同居住了8年,差不多是整个儿童时期。记得我们生产队饲养组是6名男劳动力组成,轮流值夜班,我是借屋居住长住,也是长期“替父值班”。
在旧牛屋,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小日本从官路向西开进商丘的故事。老家生产队的旧牛屋是土坯建成,80厘米厚的墙体,很暖和,加上二十来头牛、马、驴、骡子的热量,更暖和。在暖和的旧牛屋,几盞煤油灯,闻着土烟袋的焦油味,几个爷爷辈的生产队饲养员总是能打开话匣子,把他们爷爷辈听到的故事讲给我,以及我的爷爷推着独轮红车子闯东乡(今安徽宿州一带)的奇葩怪事。刚开始,我感兴趣的故事与吃有关,后来,转向了爱听与战争有关的小日本进中国、官路上的东乡朋友、南乡朋友的家长里短故事了。
奶奶常对她的孙辈说,严师出高徒、无德难成功,爷爷的手艺是老爷爷手把手教出来的商人、商德、商风传承人。爷爷与千万豫东人一样,一生好友、好客,所交朋友几乎全是沿着官路(古运河河堤以堤带路)一路向东,最远到了符离集。爷爷交了许多商贾朋友,数量与感情最多的地方就是爷爷口中的东乡朋友,现在的安徽省的柳孜、口子(濉溪县城)、百善、四铺、符离集等地,以上这些地方,都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通济渠的重要文化符号。
东乡与南乡,也是我在旧牛屋住了八年时间听到最多的名词。在老家夏邑县会亭镇,东乡是指会亭镇向东的、沿古运河官路的永城市、宿州市一百公里范围,恰恰,我家六里饭棚到安徽符离集就是整整一百公里路程。南乡,是指现在的亳州市、蒙城县范围,因为向南没有南北向官路,文化覆盖面要小于向东的范围,一般就是到蒙城县,我村的俩位姑娘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嫁到了蒙城县了。
2020年春节,我加入了家乡的会亭镇关仓村(官仓村)新冠抗疫帐篷值勤,担任了临时抗疫副指挥长。在抗疫帐篷里值勤的无数个日日夜夜,夜深人静时,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曹天慈及六里饭棚的住户付国岭多次对我说:“俺们今年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小时候是吃你家的醋与糕点长大的,如今还爱吃这一口!”
曹天慈又说,在他当兵时的几年,有次回乡探亲回部队时,也是让我爷爷给“偷偷”加工了10来包蜜三刀果子,捎送给了部队战友。曹天慈深情对我说:“我们官仓村及六里饭棚、付阁,有着一千多年的商业文化、商业上的饮食加工销售传统,你的爷爷张士俊及后代,如今就是在六里饭棚的唯一传承人了,这个食品加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恢复,若你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共产党员张雪峰不能继承与发扬光大,实为遗憾!”我对曹天慈书记保证说:“请老支书放心,说干就干,等新冠疫情结束,我就在六里饭棚、会亭镇上着手启动‘老张记’、‘会亭驿’、‘想爹娘’品牌的烧鸡铺、食品加工厂的重建,我张雪峰无论多么忙,绝不辜负家乡父老乡亲的嘱托,要把我们张家的祖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产品,尽快呈现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与全国人民面前。”
有朋友问,长寿的秘方是什么?今天看来,隋唐大运河的厚重文化史,会亭驿因河兴市的辉煌史,都是夏邑县人长寿的重要文明基因。是会亭驿的运河古代文明促进了夏邑的先进文明,还是夏邑的儒家文化文明史促进了会亭驿的辉煌文明?二者兼而有之吧。我近期十来年长居北京,老北京人嘴上总有一句口头禅:“先有谭柘寺,后有北京城。”会亭人讲:“先兴会亭驿,后兴夏邑城。”的确,在夏邑县的历史长卷中,会亭驿曾经的运河文明带来了水路与官路繁荣。水路与官路,带给家乡先进的文明之风,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饮食加工技术,这对于夏邑县人的长寿一定是“水到渠成”文明传承。
出生并成长在隋唐古运河官路旁是我的荣幸,融入骨髓的南官路、官仓、六里饭棚红花烧鸡、会亭驿,以及爷爷与父亲教我做人、做事、做工匠“祖传秘方”亦是我的大幸。在未来,若是能够实现把祖传工匠精神与技艺传承下去,去服务人民、走出国门,也是我的人生担当与此生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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